根据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发布的报告，通过对四个普查周期的数据分析，发现从2006年到2021年，在所有人口超过1,000的城市中，新移民约占房价和租金平均涨幅的11%。

在大型城市中心（即53个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市政单位）中，这一影响更为显著：新移民对同期房价中位数上涨的贡献为21%，对租金中位数上涨的贡献为13%。

在这些大型社区中，新移民人数每增长1%，房屋价值平均上涨0.376%；而租金平均上涨0.086%。

相比房价，租金涨幅较小，可能与多个省份实行租金管制政策有关。同时报告指出，由于许多新移民依赖租赁住房市场，他们对租房需求和空置率的影响，在某些地区可能会推高租金。

IRCC总结称，新移民数量与房价上涨之间的关系，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的统计结果最为显著。

总体而言，报告指出，移民对加拿大住房可负担性的影响是可衡量的，但相对有限，其作用取决于地方住房供应状况和更广泛的经济环境。

报告写道：“移民与房价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间和地区有所不同，这说明移民并非影响房价的唯一因素。其影响通常取决于当地经济条件、住房政策、供应挑战以及其他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因素。”

“除了移民，住房供应受限、低利率和投机性投资等因素也在塑造住房市场动态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报告特别指出，2011至2016年间，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移民数量显著增长，但同期房价变化不大。相反，安大略省在此期间接收的新移民较少，但房价上涨最为迅速。

报告还指出，移民确实可能增加对住房的需求，但这一影响的强弱取决于市政当局是否及时采取措施建造新住房。与此同时，技术移民也可以缓解建筑行业的劳动力短缺，支持新住宅开发项目的建设。

研究发现，在小型社区或新移民占比小的省份，移民对房价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安大略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魁北克省这些移民主要聚居的地区，尤其是在温哥华都会区、大多伦多地区和大蒙特利尔地区等快速发展的大城市，这种影响更加明显。

总体而言，研究强调，随着人口和经济增长，加快住房建设变得尤为重要。

报告继续写道：“有关移民对房价影响的辩论常常缺乏明确的实证依据，而建立这种证据本身就是一项挑战。在众多影响住房市场的因素中，很难单独识别移民的具体影响。”

“加拿大各地区的住房市场差异很大，移民与房价之间的关系会因为地方经济条件、住房供应限制以及其他地区性因素而大相径庭。此外，移民往往被经济表现强劲、住房市场前景乐观的地区所吸引，这说明房价上涨更多是繁荣经济的副产品，而不是移民直接造成的结果。”

这项研究并未涵盖疫情后的人口激增、移民增长和房价飞涨。

2018年至2021年间，加拿大人口从约3,700万增长至超过3,800万，增加了超过100万人，约增长3.2%。由于联邦自由党政府在疫情后实施了积极的移民政策，从2021年中至2024年底，加拿大人口进一步增长至逾4,100万，新增人口超过300万，增长约8%。在公众和政治压力下，自2024年起，联邦自由党开始调整其移民政策方向，总理马克·卡尼近期已明确这一方向。

推动经济增长和应对疫情期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是联邦政府此前推动高水平移民政策的主要动因。这些需求又叠加了疫情前长期存在的担忧——即加拿大需要更高的移民水平以应对出生率下降、维持劳动力规模、支持经济发展，以及在老龄化社会中维持社会服务的可持续性。

随着人口老龄化，移民在支持加拿大社会服务系统中扮演关键角色。退休人数增加，出生率下降，使医疗和养老金系统面临更大压力，而纳税的劳动年龄人口却在减少。移民有助于通过引入更多年轻劳动力来平衡这种失衡，推动经济和公共财政发展。

从长远来看，在加拿大的背景下，移民被视为确保财政和社会系统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

然而批评者指出，近年来移民增长速度过快，甚至超过疫情前的高水平，已超出加拿大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承载能力。这对房屋可负担性和就业机会，尤其是在温哥华都会区和大多伦多地区等大城市的年轻人造成了巨大压力，引发了公众的不满和社会紧张。省级和市级政府——这些提供日常服务和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的主要执行层——也纷纷对联邦政策表达了担忧和批评。

IRCC的报告还引用了此前的一项研究，发现1971年至1996年间，移民与温哥华和多伦多房价上涨之间存在正相关性。根据当时的普查数据，每当一个地区移民占总人口比例增加1%，其房价平均上涨0.1%至0.12%。在20世纪后期，加拿大经历了越南战争难民潮以及香港移交中国前13年间的大量移民潮。

在租金方面，研究指出，从1983年至2010年间，一个省份的移民比例每增加1%，平均租金上涨约0.14%至0.17%。